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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东梅揭毛泽东情史:鲜为人知妻子曝光 发布时间 2016-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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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毛泽东有杨开慧、贺子珍、江青三位妻子,但这并不是历史全貌。毛泽东曾经在接受采访时,也谈过此事。在毛泽东的家庭中,还有另一位最不为人知的妻子。本文摘自《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作者孔东梅,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外公的原配夫人罗氏

外公的原配夫人罗氏是毛泽东家庭中最不为人知的一位成员。众所周知,外公有杨开慧、贺子珍、江青三位妻子,但这并不是历史全貌。外公毛泽东在延安接受采访时,也谈过此事。

在《韶山毛氏族谱·世系表》(竹溪支)齿录卷十五中,我在外公名下,查到了毛氏家族对他第一次婚姻的最权威记载:原配罗氏,清光绪十五年己丑九月二十六丑时生,宣统二年庚戍正月初二寅时殁,葬韶山南岸土地冲楠竹堕,酉山卯向。”据此可知:罗氏生于1889年,卒于1910年。她的婆婆,我的曾外婆比丈夫大三岁,罗氏则比外公大四岁。

这桩婚事,据我看来起码有两个成因:一是,毛罗两家是世交,罗氏祖母毛氏是外公祖父的堂姊妹,而罗氏之父与我的曾外公有生意来往,两家关系更加密切。二是,毛家有子无女(夭折两个),罗家有女无子(夭折六个),何况曾外婆身体不好,家事又颇繁重,找合适的大儿媳帮忙已是当务之急。

而罗氏嫁到上屋场毛家之后的表现,且不提外公毛泽东满意与否,至少公婆满意——据说她与婆婆和弟媳(泽民外公的发妻王淑兰)相处很好。是否可以这样推测:如果给她时间,过若干年,又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文七妹”(毛泽东母亲)?不过,问题在于:外公是肯定不会作“毛顺生”(毛泽东父亲)的。

1910年大年初二,罗氏因病去世——有人说是患了痢疾,在缺医少药的农村,已是足以夺命的恶疾。不知外公后来是否也有过“她要是现在就不会死”的念头?毕竟妻子才21岁。这年秋天,外公做出了离开韶山去湘乡读书的决定,从此开辟了真正属于他的人生新天地。

苦苦追求我的外婆贺子珍

这次妈妈(李敏)和我去江西之前,先到福州看望了近20年未见的舅婆(82岁)。舅婆的女婿永平姨父告诉我:“老太太装着一肚子故事”,建议我一定要和她好好谈谈。我采访了老人家,果不其然,许多虚虚实实的历史场景在她口中都那么真切、动人(括号内是我加的注释)。

“主席每次出发前都去找贺子珍,敲她的门。贺子珍说:‘有话到窗口说’,她就把窗户拉开一条小缝。主席说:我要走了。她心想:你要走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干嘛要同我讲?所以,以后每次主席要走,都来敲敲她的窗。他知道门是敲不开的,她是肯定不开门的。

当时贺子珍很有个性,心目当中已经定了一个爱人。这个人(欧阳洛)很有才华,写了一手的好字,是江西的一个领导人。但是贺子珍没有表露过,她对任何人都没有表露过。

主席懂得她,她想这个人。后来主席告诉她,这个人(欧阳洛)已经牺牲了。他到什么地方去开会,被敌人抓到,杀害了。这个人很有才华,是我们江西地区最早参加革命的,是贺子珍的领导。贺子珍看重他是因为他博学多才。主席告诉她,她不相信此人已死……后来证实确实死了(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欧阳洛1930年被捕牺牲)。

毛主席追求贺子珍很久,人家都笑他。他看中贺子珍有文化,是当地的才女,而且有性格,为了革命宁可牺牲自己的精神。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有一天,主席、朱德等人在开会,贺子珍也在场。这时敌人来了,你的奶奶(我从小把外婆叫“奶奶”)英雄得很,她骑上一只光马(没有马鞍),手上拿着两枝枪,东西各放一枪,人家讲她能打双枪,就是这样来的。她把敌人引开,敌人顺着打枪的方向拼命追,她转了一圈,把敌人甩掉就不见了。

她是个有很高性情的女孩子,不是一般性的。像我们这种参加革命都是一般性的。她这种革命彻底、完全,为了拯救队伍,宁可牺牲自己。”

我的外婆贺子珍

潜藏在外婆贺子珍脑中的巨大压力,终于在回国后向她砸了下来。那是1954年在上海时,外婆偶然打开收音机,听到外公以洪亮的声音宣读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词。广播放了一遍又一遍,她就听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第二天外婆的嫂子李立英发现她僵坐在椅子上,神智不清。收音机开了一夜,已经烧坏了。

外婆这次病得不轻,得知消息的外公毛泽东在妈妈(李敏)面前第一次流下了眼泪。毛泽东托女儿(李敏)带去一封信劝外婆一样,外婆的烟也抽得很厉害。所以信中劝她不要抽那么多的烟,对身体不好。毛泽东还托妻兄贺敏学照顾外婆。外公的信就是最好的药,外婆知道外公的意思后,一一配合,逐渐好了起来。

之所以外公的录音能对外婆造成如此后果,正是因为外婆心中一直存储着与丈夫十年生活的全部记忆。这已成了她生活的驱动力,每时每分都在调取、比较、回味,以至到达极限,因突如其来的刺激而崩溃。

痴情如外婆,深情如外公——接近30岁时,我才开始逐渐明白:这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纯真感情!

1972年,我出生了,而且也赶上了让外公起名。妈妈把我的照片带去给他看的时候,外公把自己名字里的一个“东”,还有自己喜欢的“梅”都给了我。怎么样,够大方的吧?

我是在上海出生的,两岁到六岁之间都在外婆身边度过,由于当时年纪小,外婆给我的印象并没有后来深。说来也怪,以往听外公的录音,和外公会面都能引起她病情的重大反复。而当1976年外公去世时,全国人民泪落如雨时,她却表现出惊人的平静。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次不亚于前两次的危机。只不过由于压抑较深,当时没有爆发,而分几年逐渐释放出来。只要外婆一发病,楼里马上就如无人居住般安静。她那对外公已成永诀的思念,对往昔岁月的痛惜,一丝一缕地慢慢侵蚀着日渐衰老的身心。终于在那个我永远不能忘记的1977年初秋之夜,她坚持睡在我刻意的小套间书房里,躺在拼起的椅子上,窗户只开了一条小缝。在准予风侵袭下,第二天我发现外婆已不能起床,她中风了。

外婆病得真不是时候。当时国家的形势已走向拨乱反正,1979年她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贺子珍“解放”了!《人民日报》为此配发了这张我和外婆在医院花园看《解放军画报》的合影。那一年,她七十岁,我七岁。

我的外婆梦圆北京

曾几何时,从井冈山到延安的苏区上空闪耀着两颗明亮的双星———毛泽东与贺子珍,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同生共死,度过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十年。

后来,累累伤痕使外婆偏离了原有轨道,从外公身旁消失了。外婆是西沉的弯月,外公是东升的旭日,再难相见。然而,月到半夜,日在中天,他们其实都是寂寞的。外婆记挂着天界的安危,外公思念着人间的冷暖,无奈为时已晚!外公外婆的传奇成为永久的爱情悲剧。

外婆住在上海华东医院的同时,在北京的妈妈和爸爸正在安排另一件大事:把外婆接到北京。外婆盼望进京,已经盼了整整30年。

然而,外婆坚持要去北京,尽管高龄而且卧床不起,她刚强的性格一如当年,没有改变。现在看来,我认为北京之于外婆,其象征意义应该大于实际意义。外婆所坚持的,是一个老党员、老战士和老公民的权利,是一个母亲和妻子的权利。

1979年9月3日,也就是妈妈带我回京上学的第三天,中央派专机把外婆接到了北京。这个日子离9月9日外公逝世三周年纪念日还有四天,离10月7日外婆70岁生日还有一个月。

在北京机场,外婆见到了前来迎接自己的井冈山姐妹曾志,她当时担任中组部副部长。30年前,外婆即将进京时被组织部门阻止。现在,中央组织部门的代表欢迎她回家。外婆的漫长等待终于有了结果。

可是,此时外婆的身体已经很差,中风和糖尿病已足以让她离不开医院。因此为了健康起见,她一定要去的瞻仰纪念堂时间被一缩再缩,规定和被纪念堂有过十年婚姻、六个儿女的外婆,把眼泪和呜咽一并吞下肚里。

在出发前两天,大家对她做起了工作:

姨妈,到了毛主席纪念堂,不能发出任何响动,更不能大声哭,这是纪律!姨妈,你一定要答应哦,不能哭,要听组织上的安排!我们就在您的身边。

外婆频频点头。她这一辈子是最遵守纪律的人,她听组织的话。

外婆的纪念堂之行是保密的。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外婆一行从位于北京西郊十里长街上的解放军总医院出发了。外婆用她可以活动的右手,紧紧握着一条精心挑选的白手绢。

外婆是坐着轮椅从面对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纪念堂南门进去的。妈妈和爸爸代她向北大厅毛主席坐像献上一个心形花圈,左右缎带上分别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妈妈和爸爸一左一右陪伴着外婆,在外公汉白玉座像前合影。此时外婆和外公都坐着,目光望着前方的天安门。照片留下这个历史性的瞬间:

自1937年延安凤凰山合影后,贺子珍与毛泽东又坐到了一起。

随后,外婆被缓缓推进瞻仰厅。升降机缓缓托起水晶棺,外公又出现在外婆眼前。

其实,不用亲人和医护人员提醒,我想外婆自己也下过决心:不能哭。20年前,在突如其来出现的外公眼前,外婆双泪长流,不能自已。那次,丈夫坐在自己对面,叫自己不要哭。而她甚至没有看清他的面庞、眉眼,还有那著名的下颌上的痦子……这次,她决心好好看看他!不能哭,千万不能哭。

五年后,当我们跑着推开急救室大门时,一切都已结束了。外婆去了。随后是火化。火焰熄灭后,几块沉甸甸的钢铁家伙终于在森森白骨中露出了面目。写到这儿,我现在真想喊一声:外婆,您当年不是要去上海取弹片吗?现在,伴随了您近50年的它们,终于在上海被取出来了。

江青及我姨妈李讷一家

江青是1937年底从上海到延安的,当时我外婆贺子珍已出国赴苏联,江青从来没有见过她。后来,江青与我外公毛泽东结识、结婚。

毛江婚姻初期,夫妻感情还是不错的。外公在我姨妈李讷1940年出生前,有十余年左右动荡的战斗生活,其中只有极短暂的时间享受过难得的天伦之乐(与我外婆贺子珍及岸红舅舅)。事实证明,我的外公是个很爱孩子的父亲,姨妈的出生与相对稳定的生活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妻女的宽慰使外公得以休息,从而集中精力处理为中国求解放、求新生的大事。

解放战争初期,江青与外公转战陕北以。据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老人回忆:在颇为艰苦的行军期间,履行着一个妻子和母亲的应尽责任。当时外公卫士李银桥记得:江青和李讷母女合演京剧《打渔杀家》,让大家忘却了行军苦累。江青还让他们出过一个谜语:“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谜底是“唱戏”。

1961年,江青拍摄的照片“庐山仙人洞”因为获得外公的题诗而大获成功。到了第二年,外公又亲自请来名师为她辅导摄影。从此,摄影支出成为毛家一大开销,江青为此不得不压缩自己添置新衣的费用。这些情况,在近年公开的外公家庭账目中都一一载明。

此外,江青的知名摄影作品还有题为“孜孜不倦”的人物照,“模特儿”则是外公的“接班人”林彪。此照背后的故事,仍是“文革”一大谜案。如果说:太多的政治因素使今人看那段历史时,仍经常如“锁在云雾中”,那么有一点则是不会“看不见”的——江青虽然喜欢摄影,摄影也给她成就,但她决不满足于此。江青是演员,演员需要舞台,可本该迈向艺术舞台的脚步却走向了政治舞台。她上错了台,而百姓则看错了戏,而一错就是“十年干戈天地老”——这,就是我眼中的“文革”与江青的关系。

1991年江青去世。姨妈夫妇被获准向她的遗体告别。江青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深思。

我的姨妈李讷是外公和江青的女儿,1940年生于延安。当时外公已47岁,对这个自己十个子女中最小的孩子特别喜爱。他不忍心把女儿送到保育院,姨妈成了家中惟一和外公度过全部童年的孩子。父女间的呢称是:“大娃娃”和“小爸爸”。

1946年,外公给岸青舅舅写信,特地为小女儿捎了几笔说:“妹妹问候你,她已五岁半。她的剪纸,寄给你两张。”撤离延安时,外公起初是带着妻女一道行军,有时还亲自背着幼小的姨妈。后来,他见形势实在严峻,便让女儿随另一支队伍渡过黄河到了山西。1947年,外公在给岸英舅舅的信中还特别关照说:“你给李讷写信没有?她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时常有信有她画的画寄来。”慈爱之情跃然纸上。

我的妈妈(李敏)和姨妈(李讷)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都和外公住在一起,姐妹关系一直融洽。而妈妈结婚后,特别是搬出中南海后,来往就比较少了。但在那动荡的十年,妈妈记得姨妈曾两次受外公委托,到红墙之外看望自己。

她带来的是父亲对女儿的关切,还有妹妹对姐姐的祝福。也许只有亲历困苦的人,才能体会此时的深意吧!

就这样,她们各自度过多事的中年时期。如今,进入老年,历经人生悲欢的两姐妹常有机会见面,也联袂出席活动。妈妈和姨妈回忆着和我外公在一起的日子,有说不完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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