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章大使致《南美侨报》读者新年贺词
巴西青田同乡会向贫困民众赠圣诞食品玩具
圣保罗总领事陈佩洁举行领事保护招待会
台湾“杰人”洪智胜在巴西涉嫌诈骗已五年

当前位置:HOME > 勾沉轶事
鲜为人知周恩来的初恋情人被迫害惨死内幕 发布时间 2015-09-28

转载



                                           五四运动时期的张若名 
   
    张若名是周恩来在法国留学时的初恋情人,由于理想、家庭的原因,他们最终没有走在一起。两人分手后,她于1930年与杨堃结婚,并在次年回国。1958年6月18日上午,云南大学中文系召开批判会,拿出张若名历年思想汇报材料,断章取义,无限上纲。1924年退党之事,终于被翻出来,不仅是右派,而且是叛徒。张若名想不通,找总支书记谈话。当得知下午还要继续批斗,自由表达的权利被剥夺,人格尊严将丧失殆尽,中午,她便投河自尽了。在北京开会的张若名丈夫杨堃,收到“张若名病重”的电报,立刻赶回来,只看到桌上摆放着一罐骨灰。本文摘自2010年第2期《书屋》,作者桑农,原题为《失行孤雁逆风飞——激进与自由之间的张若名》。 

    林贤治《左右说丁玲》开篇说:“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些女性,由于特殊的个人经历和社会关系,在她们身上,贮存了丰富的文化含量。例如宋庆龄、江青、张若名、关露、丁玲等。”这份名单中,前两位闻名于政坛,后两位是知名作家,夹在中间的一位却很少被人提及,而且定位不明、形象模糊。

    我最早知道张若名这个名字,是十几年前,读到一本书《纪德的态度》。这是她早年在法国撰写的博士论文的译本,书前有盛成的新序。于是,留下一个“模糊的记忆”:这是一位法国文学专家、“纪德的知音”。过了好几年之后,我才明白,盛成为什么在序中首先提到同在法国留学的周恩来。现在,周恩来的官方传记里也有了关于张若名的章节,只是过于简略。网络搜索一下,关于“周恩来初恋女友张若名”的词条成百上千,但大多是捕风捉影之谈。直到最近,集中读了《张若名研究及资料辑集》(黄嫣梨编著,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7年版)等书,才让我真正感受到这位女性身上“丰富的文化含量”。



    张若名,1902年生于河北保定,1915年考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翌年正式升入该校正科(本科)第十级(届),与邓颖超同班。入学不久,即以写作才华渐露头角。《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上,先后刊登了她的三篇文章,其中《校舍记》一文,还得到“制局精严、用笔简劲”的赞语。

    1919年5月4日,北京爱国学生游行示威惨遭镇压。消息传到天津,群情激奋。5月25日,女师同学联合本市其他几所女校,共同成立“女界爱国同志会”,核心人物有刘清扬、郭隆真、张若名、邓颖超等,“女爱会”成员频繁集会、演讲,并多次派代表与“天津各界联合会”、“天津学生联合会”共同赴京请愿。

    一次,请愿返程的火车上,郭隆真、张若名与“学联”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商议“女爱会”与“学联”合并的事。周恩来觉得“学联”是个松散的团体,不如将其中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成立一个严密的社团,这便是“觉悟社”的发起。回到天津后不久,周恩来提供了十名骨干的名单,张若名原本选定八名,考虑到男女平等原则,又增补了两名。1919年9月16日,这二十名青年男女汇集在天津“学联”的办公室,“觉悟社”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男女组合的政治社团,彻底摆脱了“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伦理观念,真正做到了男女平等。

    “觉悟社”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出版《觉悟》杂志。他们决定发表文章和通信联系时不用真实姓名,而是数码谐音代号。今天,天津“觉悟社”纪念馆内,桌子上的茶盘里还放着许多阄纸。周恩来是五号即伍豪,邓颖超是一号即逸豪,张若名是三十六号即杉陆。1920年1月出版的《觉悟》杂志第一期,刊登了署名“杉陆”的长文《“急先锋”的女子》,文章指出:“女子解放从女子(自身)作起,不要等着旁人解放,……女子必得具一种革命精神去实行解放。”这是张若名论述妇女问题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妇女运动史的重要文献。当时,张若名还不满十八周岁。

    《觉悟》杂志仅出版一期,便夭折了。因为就在那个月的29号,天津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请愿活动,省署衙门被围,官方许诺接见学生代表,根据张若名建议,男女各推选两位代表,男生是周恩来、于方舟,女生是张若名、郭隆真,四人入内交涉,结果不仅没有见到主事官员,反而被拘押,关进警察厅营务处的囚室。1926年,周恩来出版《警厅拘留记》,保存了这一事件详尽的史料,书里有一篇《张若名的营务处一段日记》,记录的是她1月29日至2月6日的经历。

    周恩来、张若名等四人,与同时被捕的二十余名各界代表,在狱中坚持斗争,并以绝食抗议。再加上外面各界人士鼎力营救,官方不得已开庭审判,起诉四人的罪名是骚扰罪。周、于各判有期徒刑两个月,张、郭各判罚金六十元,而羁押期内日数可以折抵,宣判完毕即予释放,二十余名代表获释后,受到热烈欢迎。天津有名的鼎章照相馆,免费为他们拍摄合影,这张照片常见于革命博物馆和历史书上。



    出狱后的张若名,一度回到保定老家。但不久即因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后与周恩来、郭隆真一行,在好心人的捐赠和各方的资助下,于1920年11月7日远航法国,勤工俭学。

    盛成在《纪德的态度》的序里说:“1920年12月28日早晨八时,我赶到里昂车站对面的大旅馆,周恩来便给我介绍郭隆真和张若名。……从1月2日起我开始教她们法语。隆真比我大六岁,她学习进度很慢,若名比我小三岁,她聪明过人,举一隅则以三隅返。……至于隆真的法语后改由若名直接教她。……若名法语的进步,可称一日千里,到1921年暑假时,她的法语已经达到相当水平了。”

    出国之前,张若名还接受北京《晨报》的聘请,任该报驻法国特约通讯员。1921年4月至7月间,《晨报》上发表了六篇她撰写的通讯,其中有两篇后来被编入《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等书。这些文章,特别是对留法勤工俭学生之恐慌与觉悟的观察和分析,见解独特,立场鲜明。

    不幸的是,中国勤工俭学生中的绝大多数,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无法自救,于是,寄希望于刚刚建成的里昂中法大学,这是北京中法大学的海外部,入学需要验证学历或通过考试,并有能力支付费用或取得官费资助,对于无条件开放入学的要求,校方予以拒绝。得知国内所招学生即将抵达,在法的勤工俭学生十分焦急。1921年9月21日,一百多名勤工俭学生进占里大,在校方的要求下,法国里昂当局出动警察拘禁学生。后各方交涉无结果,蔡和生、李立三、陈毅等一百零四位学生被强行遣送回国。当时在巴黎的周恩来、张若名等人,四处奔波,声援营救,都无济于事。

    周恩来初到欧洲时,思想徘徊在欧美民主政治与俄国共产主义之间。里大事件后,他和许多留法勤工俭学生对民主政治顿生失望,转向信仰共产主义。1922年6月下旬,“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该组织简称“旅欧少共”,后改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张若名和郭隆真由周恩来介绍加入“旅欧少共”,后自动转入共青团。



    周恩来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说:“本团旅欧之责任及今后应有之活动——大体规定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换言之即是列宁所谓‘学’,‘学共产主义’。”在这方面,张若名的法语优势发挥了作用。她能够顺利地阅读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曾多次担任学习小组的主讲人。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她把讲稿整理成三篇文章,即《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和《帝国主义浅说》,前两篇曾以“一峰”的笔名,发表在少共机关刊物《赤光》上,该刊由周恩来主编,邓小平负责刻蜡纸油印。

    后来,周恩来还把这三篇文章带回国内,交给在上海的团中央。1924年11月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一书,收录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等人的重要著述,张若名的《帝国主义浅说》赫然排在首篇。1925年3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浅说》,署名“一峰辟世合编”。“辟世”即任弼时,书中收文四篇,系张若名三篇,任弼时一篇,该书一年之内,连续印出九版,在党内影响极大。如张若名在《阶级斗争》一文中将“资本主义社会之阶级”分为六等:地主、工业资本家、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农民、游民无产者、无产阶级。她说:“其中主要的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他们两阶级的利益,是根本相反的,无调和谅解之可能。……在这两阶级交锋时候,地主一定是援助资产阶级,贫农及游民无产者自然要趋向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是介乎两者之间,动摇不定的,往往易为资产阶级所利用。在贫农、游民无产者及无产阶级中,以无产阶级最富有革命的力量。”与毛泽东写于1925年12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相对照,张若名的观点已经比较成熟了。

    张若名在法国,除了参加党团活动,也很关注国内的妇女运动。刘清扬从法国回国后,与邓颖超等人创办了一份《妇女日报》。张若名寄去一篇新作《现代的女子以怎样的解放为满意?》,发表在1924年3月18日的《妇女日报》上。文章认为:“女子当争回本身的人格,抛弃那些乞怜的弱状,复活我们的慷慨的天真,革除旧日男女间精神上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期待做一个真正的人,做一个社会的人,切不要做某男子的人。”她还指出:“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不良,可以阻止一切进化。不推翻压迫者,不打破私有制,妇女问题不能得到满意的解决。”这些观点,较之《“急先锋”的女子》一文,又有所进步。



    然而,就在这一年,张若名的人生历程发生了重大转折。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于1980年所作的《关于张若名同志的政治历史结论》中说:“1924年,张若名同志在法国参加列宁逝世纪念大会,被法国警察跟踪、讯问,这时,张若名又与当时支部组织负责人任卓宣发生意见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张若名通知经向组织申请后,由组织同意其退党。退党后,未发现张若名有任何出卖党组织的行为。”

    张若名与当时组织负责人任卓宣的矛盾,是确实存在的。刘清扬1957年撰写的《旅欧支部的一些补充材料》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我们去德国后,旅法支部由任卓宣(叶青)担任支部书记,任的作风很专制,动辄骂人,张若名因此退出了党,郭隆真曾被骂得痛哭流涕。”顺便说一下,这个任卓宣,即叶青,后来回国,土地革命时期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不久,被捕变节,转而成为国民党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共干将。

    当时,任卓宣思想极左,作风专制。张若名参加列宁逝世纪念大会,也是他盲动的决定。法共获准举行纪念活动,但当局明令不允许外国共产党人参加,即不允许外国人在法国从事政治活动。法共已将此事通知,但任卓宣不顾中国旅法支部秘密活动的原则,坚持派张若名参加大会,并作发言。结果张若名身份暴露,遭到法国警方讯问,险些被驱逐出境。

    但是,将张若名退出组织的决定,归结于对某位领导者的不满,显然不妥。出于私怨而动摇革命信念,放弃革命立场,也似乎与她一贯的表现不符。

    在“五四”时期,作为一位杰出的女权主义者,她毅然与旧的传统决裂。来到法国后,成为一位活跃的共产主义者,总的来说,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但她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以自由为先决条件的。在《留法俭学生之恐慌与华法教育》一文中,她写道:“有的是谈‘新思想’,有的是说‘德谟克拉西’,有的说‘马克思学说’,有的介绍‘布尔什维克主义’……种种不一,而总合起来,不外乎求‘人’的生活安全。”在张若名看来,未来社会是“人”的安全生活的社会,每个人都能集劳动与知识于一身。这正符合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主张,也正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当压倒一切的组织精神与这种个人自由发展的理念相冲突时,张若名必然会拒绝前者,选择后者。

    如果说周恩来、陈毅等人由于看到个人奋斗的无望,转而寻求集体的力量;张若名的情形则完全不同,通过个人奋斗获得成功的大门依然敞开。她的法语进步很快,交流没有障碍;她的学习成绩优秀,可以通过考试或学历验证合法地进入大学。同时,她得到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法国参议员遗孀碧细女士的资助,解决了学费问题。而在另一边,组织生活、铁的纪律,使她无法适应;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独立和尊严得不到保障,更是与她的理想相违背。于是,她经过反复痛苦的思想挣扎,最后决定,脱离政治活动,退出组织,留在法国专心读书。

    对于张若名告别革命的选择,郭隆真、周恩来等人自然是竭力反对,反复规劝、耐心开导,但张若名决心已定,毅然与这些曾经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分道扬镳。据说,她后来与杨堃定情时相约:“此生不再过问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可见,她的态度是前后一致的。她的选择经过深思熟虑,绝不是一时情绪波动的结果。



    1924年7月,周恩来回国;冬季,郭隆真去了莫斯科。张若名从此与他们失去联系,独自在里昂大学,埋头读书。为了节省开支,她住进一所教会办的女子中学公寓。1927年下半年,她以三科合格的优异成绩顺利进入里昂中法大学,享受官费待遇,迁至校内女生宿舍。1928年2月,她又以四科合格的成绩获得里昂大学颁发的文科硕士学位。

    郭隆真去莫斯科前夕,介绍杨堃与张若名相识。杨堃是郭隆真的同乡,1921年里昂中法大学在国内招收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之一。张若名住进校内后,与他开始交往。1928年,两人确定恋爱关系。1930年5月31日,杨堃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二天,两人在学校大礼堂举办婚礼;12月15日,张若名也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北平中法大学校长李圣章当时正在里昂,现场聘请她为北平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文学院)教授。

    1931年至1937年,在北平中法大学任教期间,张若名的生活相对平静而安逸。她专心于教学,致力于中法文化的交流。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正式出版,受到法国学者包括纪德本人的好评。当时有传言,说纪德去了苏联,将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张若名却表示怀疑,她写了一篇短文《关于安德烈·纪德》,发表在《法国水星报》第四卷第一期上。她在文中表示:“我愈来愈相信,艺术家必须保持自由,而安德烈·纪德,这位艺术家也不会想及其他的。”两年之后,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出版,完全证实了张若名的预言。

    好景不长,北平沦陷后,中法大学部分学院南迁,张若名等人留守,仅能领取基本生活费。好在杨堃由吴文藻推荐,接替他在燕京大学的教职,一家人便搬入此前是吴文藻、冰心居住的燕南园六十号。有人劝张若名到北京大学西语系上一点法语课,但考虑到当时的北大是日本人治下,她宁可生活拮据,也不去挣那份外快。整整八年,除了参与《法文研究》的编务,她没有参加过任何社会活动。

    1946年,北平中法大学复校,张若名又回到文学院,继续教授法国文学课程。动荡的时局,常使她忧郁不安。在某些沙龙聚会,或与学生交谈中,她偶尔会有激进的言辞。一次,她说:“中国的事情,国民党管不好,就让共产党来管。”这虽然与她早年的经历有关,但思想基本上还没有超出民主政治的理念。她的表现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还收到过匿名纸条,叫她注意安全,她感到了恐怖,仿佛又回到日本占领时期的黑暗时代。

    1948年初,杨堃接受云南大学聘请,任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杨堃是研究民族学的,云南是一个天然的民族博物馆,自然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由于担心国共分江而治,一家人将天各一方,张若名便决定受聘于云大中文系,与丈夫一同南下。



    1949年,天翻地覆,张若名的身上也发生巨大变化。她与北方的刘清扬等老朋友恢复了通信,发现自己太“落后”了。在刘清扬的推荐下,她加入了民盟。从1950年起,她不断地申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每年都要交上一份长长的申请书。前面属于个人经历部分,都差不多的;后面交代思想转变过程,却是越写越长,一次比一次深刻。她是那样执着,年复一年,不被批准,也从来不灰心。她还常去听党课,去找自己的入党联系人,汇报思想情况。

    在思想改造、反胡风等政治运动中,张若名都是努力学习文件,领会精神,联系个人思想实际,主动检查,批判个人的旧思想,认真写心得,开会踊跃发言。杨堃在《张若名研究资料》序里回忆说:“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俩全是学习积极分子……她(张若名)对党的号召步步紧跟,毫无保留地献身于党的各项革命运动。”

    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张若名一如既往,积极参加,儿子杨在道在家信中,流露出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不同见解,她认为儿子需要教育,竟然将信交给组织,希望组织上对儿子进行帮助,结果导致儿子被打为右派,关进劳教所,二十二年后才恢复自由。

    1958年6月18日上午,云南大学中文系召开批判会,拿出张若名历年思想汇报材料,断章取义,无限上纲。1924年退党之事,终于被翻出来,不仅是右派,而且是叛徒。张若名想不通,找总支书记谈话。当得知下午还要继续批斗,自由表达的权利被剥夺,人格尊严将丧失殆尽,中午,她便投河自尽了。在北京开会的杨堃,收到“张若名病重”的电报,立刻赶回来,只看到桌上摆放着一罐骨灰,家里被抄得乱七八糟。

    张若名死后,云南大学立即召开了对她的声讨大会,民盟也随即将她除名。直到改革开放,儿子杨在道从劳教所出来,得知邓颖超当年询问过母亲自杀之事,便上书邓颖超,请求她帮助为母亲平反。邓颖超很快答复,并给云南大学党委写了信,这才有那份《关于张若名同志的政治历史结论》。结论最后写道:“在1958年云南大学的‘交心’运动中,由于没有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对张若名同志施加种种压力,以致造成了张若名同志不幸溺水而死的严重后果。经复查,张若名同志一生为革命、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政治历史清楚,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

文章来源: 书屋
  [ 点击数:] [打印本网页] [关闭本窗口]  
相关内容  
查无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