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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和她九个战死的国军弟弟 发布时间 2015-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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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上,向北看,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徽庄严肃穆,照耀着国家的未来;向南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底座伫立在广场中心,托举着民族解放的历史。这两件作品,都凝聚了林徽因的心血。抗战期间,林徽因和梁思成曾在湘黔交界晃县邂逅八名前往昆明的杭州笕桥中央航校学员。他们把林徽因当作长姐,患难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到昆明后,林徽因和梁思成成了这些学员的“名义家长”。不到两年,八名飞行员和林徽因亲弟弟林恒(同在中央航校训练)全部以身殉国。本文摘自胡佳恒的个人博客,原题为《林徽因和她9个战死的国军弟弟》。



         1938年在昆明西山华亭寺。左起为周培源、梁思成、陈岱荪、梁再冰、金岳霖、吴有训、梁从诫

    2011年,我写作了一本传记。与梁启超家族三代人有关。其中自然会涉及到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原来她曾经历过这么多的亲人战死。我将书稿当中的一部分单列出来,取名为《林徽因和她9个战死的国军弟弟》。

    这是一段冗长苦闷的旅程。从天津到长沙,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林徽因用她容易爆发的坏脾气抱怨说,简直是将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段。十月十四日,一家五口终于走出了长沙火车站,在附近的韭菜园教厂坪一百三十四号暂居了下来。

    华北城市相继沦陷之后,此时的长沙被称为大后方。城市开始涌入大量的战争难民,梁思成一家五口的临时住所,每天都要在巨大的火车汽笛轰鸣中颤抖。但这里也并不安全。驻扎长沙的军队早在八月就预料到,日本飞机迟早要飞过这里。梁思成一行人抵达长沙前两个月,防空部队就接到多架敌机来袭的情报,防空警报声第一次响彻全城,随后长沙漆黑一片,进行了严厉的灯火管制。

最终,八月的夜空没有出现日本飞机。它们飞来的时候,是十一月。

    没有防空警报,只有爆炸声从突然远处传来,接着是第二下更近的声浪。几乎是下意识的动作,梁思成抓起了女儿,儿子被林徽因抱入怀中。慌乱的楼梯里,听得到周围房屋正在断裂的响动。还没来得及下楼,耳边又是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林徽因与梁从诫被托到空中,然后摔向地面。那些玻璃、门窗、屋顶、天花板都碎成块状,坍塌下来。韭菜园教厂坪一百三十四号不见了。

    他们都没有受伤。一家五口拼命跑向联合大学的防空洞。但头顶上再次俯冲的轰炸机,让他们收住了脚步。街上浓烟滚滚,林徽因觉得这次是躲不掉了,一家人索性靠得紧一些,省得有人活下来去承受悲剧。

万幸飞机只是掠过,然后在他们要奔跑而去的街道尽头,投下了一枚炸弹。炸弹哑了。

    这是日本空军第一次空袭长沙,四架飞机飞临长沙上空,投下七枚炸弹。第三枚差一点命中了梁思成一家的临时住所——它在房间十六米的地方爆炸。如果日本飞行员犹豫半秒钟按下投弹按钮,很可能他们连跑下楼的机会都没有了。

    十一月二十四日午后的惨剧中,五十四栋房屋被炸毁,包括韭菜园教厂坪一百三十四号。五十四人死于非命,伤者五十八人。很显然空袭的主要目标是长沙火车东站,人们事后在检查战损时发现,铁轨被炸断了十六米。

    劫后余生的林徽因,蹲在废墟上,企图能拣出一些还能使用的锅碗瓢盆。一路颠簸中害上病的梁从诫,则跟着妈妈翻砖头。他要找出自己的玩具,一套带有打仗图案的积木。

    梁思成一家只有借住到朋友家中——许多来自北平的教授,已经先期逃难到了长沙,为临时大学的开学做准备。没有空袭时,他们就像住在北总布胡同三号时那样,邀请朋友,或者朋友们不请自来的到这里,吃一些茶点,聊一些互相感兴趣的话题。他们交换着往日的笑声和现实的叹息,但总体来说情绪都还不错。所不同的是,在长沙的林徽因,只能让宾客们围着一只小炉子来品赏她的手艺。 

    梁思成与林徽因决定去往更远的昆明。这是他们抵达长沙后一直思索的下一步。梁思成希望还能延续营造学社的运转。现实的困难是,学社已经钱粮无着,而且缺乏馆藏图书以供研究。要解决这些问题,最便捷的方法,就是争取到政府研究机构的支持。

    此时梁思成的二弟梁思永恰也撤退到长沙,然后准备遵照国民政府的安排前往昆明。梁思永系哈佛大学考古系出身,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日军占领北平之后,北平几所学校的馆藏图书被辗转抢救到城,历史语言研究所将十三万本图书发往昆明,准备在那里重建战时学术研究。这些图书资料的存在,也是梁思成恢复营造学社工作的信心基础。

但在日本飞机炸掉他们的临时住所前,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做出再次迁徙的决定。

    离开北平前,夫妻俩曾前往协和医院做过一次身体检查。常常背部疼痛的梁思成,被诊断出患有颈椎软骨硬化和颈椎灰质化症。从此要在衬衣里穿上一副金属马甲,用来支撑他的上半身。对于时常要外出测绘的梁思成来说,穿上这件金属马甲意味着他外出测绘的生命将走向衰落。因为如果要完成侧身扭头这样的简单动作,比画完佛光寺的测绘图还难。他只能将整个整体转过来,才能观察身后。梁思成并不惧怕这种身体变化,他向妻子自嘲说,抗战刚开始,就穿上防弹背心了。

    妻子的病情还要严重。医生在她的肺部发现了空洞。梁思成被警告要好好照顾妻子,任何轻微的感冒发烧,都有可能导致林徽因永远的闭上眼睛。林徽因不以为然,只说警告也是徒劳的,生死由命了。

    脆弱的身体状况,逼迫他们不得不放缓迁往昆明的想法。况且,庚款资助已经中断,他们的背包中仅剩下三百元盘费,一家人生计无着,远赴昆明是冒险,还是逃生,也是疑问。直到日本人的轰炸帮助他们做出选择。

    十二月初,梁思成一家人离开了长沙。昆明不通火车,只有难买的汽车票,和不断转圈的盘山公路,才能通往那里。他们打算忍耐这十天的车程。林徽因对军队的抵抗能力早已失去信心,从北平来到长沙的路上,那时天气已经冷下来,梁思成与林徽因都已穿过棉衣。但林徽因沿途看到,前线布防的士兵都没有棉服可穿。她真不敢想,在防御能力几乎等于“鸡蛋”的阵地面前,这些军人该是如何的活着和死去。

林徽因的忧虑,一年后在长沙城应验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凌晨,长沙城化作一片火海。

    现实惨状远比林徽因的担忧复杂。蒋介石为了防止长沙沦陷后日军获取城内的物资给养,曾密电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要求他制定放火烧城计划,在前线无法抵挡日本进攻时实施——作为上海、南京抗日战场的后方,长沙也储备了大量物质。此前武汉已经沦陷,大批从武汉撤出的机关、部队,以及难民无序的逃往宜昌、重庆,还有这里。长沙城市人口从三十余万激增至五十于万。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这项计划具体化后,严令行动开始前,必须先发空袭警报,使居民躲避,等到警报响起第二遍时,才能开始行动。

    警备司令部领受了放火任务,并告诉举火人员说,放火要有省政府、警备司令部的双重命令。起火时还要听从警报指令,直到城中最高处的天心阁被焚,才可点火。一切看似有条不紊。但警报无声,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在凌晨两点突然起火,城内警备司令部以为是信号,紧跟着各处自行点火。

    此时日军距离长沙尚有五十公里。失去控制的战时情绪,以及孱弱的失败者心态,却早已侵入长沙。岳州没有放弃,就谣传岳州情况不明,常德交通已断。等到日军登陆城陵矶的消息一经证实,就传说敌人两天之内就可以到长沙。就在十二日晚间,战事发展到汨罗前线时,有些人竟慌张的说,敌人的浅水兵舰可以在三小时内开到长沙河岸。

    警备司令部致电警察局求援灭火,得到的答复是警察已撤离,消防队员也已撤离。消防车无法出动,因为所有的水罐里都灌满了汽油,那是为正式放火时准备的,已经派不上用场。无奈之下,只得宣布弃城。

    流浪者与国家的财富,混乱挤压在这座城市每一个角落。最后被一系列混乱的指令付之一炬。烈焰腾空而起,夜空的红,就像湖南人谭嗣同与唐才常倒下时流出的血——他们都有一个巨大的计划,然后被计划实施者不断发出的错误决定牺牲掉,几十年过去依然如此。那些夺路而逃的妇孺,躲进水缸被活活煮死的母女,冲进防空洞被烤焦的银行职员,还有在湘江渡口遭踩踏身亡的避难者,都不知道究竟是谁索走了他们的性命。

    大火舔了两天两夜。三千人被烧死,城市几乎燃成灰烬。唯有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市党部、财政厅、民政厅、教育厅、法院、银行以及省政府等公共机关,焚毁情况并不严重。公私相形之下,难免令无家可归的灾民,心更不平。

    火熄之时,蒋介石专程飞抵长沙问罪,法庭认为三位责任人罪不至死,蒋介石批示三人渎职秧民,就地枪决,张治中革职查办。蒋介石后来训示,“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集团的错误。这一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

    蒋介石的检讨,以林徽因的观点来看,也应包括政府无法将每个人安排到能发挥效力的位置上去。在长沙期间,她与她的朋友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即政府还没有完全挥发它的组织作用,以至于许多知识分子变成了战争累赘,而行军打仗的士兵,多半是目不识丁,又极度缺乏营养的农民子弟。

    很显然以这样的状态去取胜装备精良的日军,存在先天性的不足。知识分子即使不上前线,也应该有一种支援战争的渠道。但现在什么都没有。这些爱国者被抛弃在战争之外,内心泛起深深的挫败感。

    没有窗户的汽车,一路爬到了晃县。这是一个湘黔交界处的小县城,从这头走到那头,只有一条街道。梁思成抱着儿子,搀着孩子的外祖母,在阴雨泥泞中寻找可以投宿的旅店。林徽因连女儿都快抱不住了。她走不了几步,就要弯腰把梁再冰放回到地上。喘气。咳嗽不停。

    是一辆接一辆的老破车,载着他们来到这里。旅程没有任何额外服务可言,有时汽车出现故障,梁思成还要与司机一起探讨修理的可能性。比如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平安夜里,汽车停在一个名为“七十二盘”的山坡上无法前进。司机跳下车掀起引擎盖,梁思成则将手绢伸进了油箱,发现是燃油耗尽。众人只好推车。最后是山崖上一个有灯的村落救了急,人们起码能在可以生火的地方睡上一觉。林徽因对梁思成说,这该不会就是平安夜的礼物吧?

    旅程也有野蛮的一面。每当汽车晚间停靠路边旅馆,同车人总是争先恐后的下车投宿,唯恐迟到之后订不到床铺。后来梁思成与林徽因也学会了这些。靠站时,他们先撇下孩子和老人在车上照看行李,一起飞奔到旅馆安排妥切,然后才回来取行李,领着家人下车。

    但现在林徽因高烧不退。她不能再赶路,最好停留下来立即休息。他们走完了所有的旅馆,生意好到没有一张空床——前方路面塌方了,几个班次的乘客都滞留在了这里。即使公路短时间内被抢通也无济于事,因为所有的汽车都已被军方临时征用,用来将航空学校的学员转移到昆明。总之,他们被困在了这里。

    在闯入了一家茶馆之后,林徽因再也走不动,坐了下来。茶馆老板拒绝提供任何帮助。连打个地铺都不被允许。一家人顿时陷入无处安身的境地。林徽因浑身发冷,但她的额头又让梁再冰觉得滚烫。

    冬夜飘雨。雨里好像又飘来琴声——那是梁思成熟悉的小提琴,他在清华时常常以此为消遣。梁思成冲进夜里,循声而去。他觉得拉琴的人一定来自北京,或者上海,兴许能被说动,提供一些帮助。近了。就是这里。梁思成敲了敲客栈房门。

    琴声戛然而止。门开了。八个年轻人望着门外陌生的梁思成。看着他们都身穿军装,梁思成也愣了一下。对于大兵,他素来谈不上好感。不过事已至此,梁思成只有简单的说明来意。他是难为情的,只有在亲密的朋友中间,梁思成才会迸发出那种健谈与幽默的个性,大多数时候,他很沉默,只会微笑,然后对林徽因的说话作补充性发言。

年轻人们倒是出乎意料的热心。他们很快腾出一个房间。林徽因已接近昏迷,一进门就躺倒在床上。

    晃县当时完全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来救治林徽因。梁思成又想起同车的旅伴中,有一位女士或许能做一些诊疗。梁思成听说她曾在日本的一家美国教会医院受过训练,也研究过中草药。女士也被请了过来,她认为林徽因染上了可怕的肺炎——北平协和医院的医嘱是不得不听的,在抗生素药物还没有广泛使用之前,肺炎是一种很难医治的顽疾。

一副中医处方出现在梁思成手中,这些药恰好在当地就能买到。林徽因卧床了两个星期,总算是退了烧。

    那间用木板隔开的小屋子,其实是最好的战时底层生活观察哨。林徽因躺卧在那里,凭耳朵知道了许多故事。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有可憎的当地妓女,骂骂咧咧的赌徒,山东口音的军官,以及气质各异的司机。她说那些司机很喜欢和妓女们赌博喝酒,用来补偿白天在危险路途上开车的寂寞时间。当然,林徽因听不太懂他们的方言。不过确定的是,大部分谈话与战争无关。

    更多的故事还是来自那八个年轻人。他们是杭州笕桥中央航校的第七期学员。一九三七年之前,能走出中央航校的飞行员只有五百名左右,都是菁华中的菁华。抗战爆发之后,这批新学员也接到命令撤往昆明,在巫家坝重新建校——辛亥革命那一年,梁启超的学生蔡锷就是在巫家坝起义,推翻了云南的地方清政权。

    他们当中一些人来自广东周边地区,当天夜里拉小提琴的黄栋权,甚至就是广东新会人,与梁启超同乡,当然对梁思成的名字不会陌生。剩下的一些人,他们的父母还生活在沦陷区,战火隔断了他们与家庭的联系。已经去世的梁思忠与这些航校学员年龄相仿,随着谈话的深入,梁思成很容易从他们身上看到梁思忠的样子,还有那个被送往武汉的妹妹梁思懿。梁思成与学员之间产生了类似兄长与晚辈之间的感情。

    林徽因自然成了学员们的姐姐。即使是在病中,她在学识方面的谈吐,也一向是知识青年无法抗拒的。而且她真的就是一位航校学员的姐姐——林恒已经考取了中央航校,编入第十期学习班,不久也将赴昆明继续学习。这些奇妙的关系,不能不让林徽因对这八个学员心生怜爱。

    从支离破碎的林家生活中解脱出来后,她在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日子,还要不停的调节倔强的母亲与糟糕的仆人、以及同父异母的弟弟林恒之间的矛盾,还有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亲戚冲突。与这些学员相处则没有如此复杂。后来,学员们也确实对林徽因有了心理上的依赖。

    退烧之后,梁思成一家五口人又上路了。他们在凌晨一点抢着将少得可怜的行李塞上汽车,然后在黑暗中呆上九个小时,等到十点汽车发动时,只能坐下十六个人的车厢,挤上了二十七个人。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他们到达昆明。从长沙出发时所计划的十天旅程,被拉长到接近一个半月——日军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攻破南京后采取的屠城行动,也接近一个半月。当梁思成一家颠簸在山间小路时,南京城的每一条街道上,都盛开出恶之花。

    到达昆明后,梁思成一路积累下来的病痛爆发了。他的背部开始痉挛,穿上金属马甲也于事无补。医生说背部的疼痛是由于扁桃腺有脓毒。于是,扁桃体不见了,但诱发出严重的牙周炎,疼得梁思成吃不下任何东西。接下来,满口的牙齿都被拔去。三十六岁的梁思成,嘲笑自己成了无“齿”之徒,然后在帆布行军床上躺了半年。医生害怕他过度依赖止疼药,建议梁思成做些小手工。所以林徽因找来一些破袜子,请梁思成用它那双攀爬宫殿的手,去一针针的缝补。

    他们租住了城内三间平房,安下了在昆明的家。营造学社经费申请困难,家庭开支也面临赤字,刚刚病愈的林徽因,替代丈夫担起了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她每个星期到云南大学为学生补习六节英文课,来回要翻四个山坡。一个月后换来了四十元课酬。路过杂货店时,林徽因看上了一块扎染的花布,准备掏钱,手又收了回来。最后,她带回了一卷皮尺,花了二十三元。到家之前,又买了几毛钱的零食——一块核桃糖,还有糖炒板栗。这样,丈夫和孩子们都有了礼物。

    当梁思成一家刚到这座城市时,没有一所迁来的研究机构理会他们的求职,大家都是自顾不暇。相反,不断有精美的请柬送来,那出自一些逃到昆明来的富贵人家之手。当梁思成与林徽因赴约时,夫妻俩往往会成为宴会上的花瓶。众人行乐,林徽因习惯泼冷水,说丈夫不能饮酒,她不会打牌,两人都没有抽烟的习惯。类似的宴会,与夫妻俩的现时处境相去甚远,随后他们一概推脱,不再出现。

    为了生计,两位建筑设计师不得不为那些本地有钱人设计房屋,林徽因称他们是卑鄙的富人和奸商。很少有人会支付与梁思成夫妇身价对等的报酬。过了四月,长沙临时大学迁来昆明,挂上西南联合大学的校牌。北平时期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此时正在主持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工作,他聘请梁思成与林徽因担任顾问,设计新学校的校舍。这是值得夫妻俩高兴的事,但设计稿改过一版又一版,梦想中的抗战学校,从高楼变成矮楼,又从矮楼变成平房。每易一稿,林徽因都要落泪。

    最后一稿交出后,梁思成听到了一个让他不快的反馈消息。学校研究认为,除图书馆屋顶可用青瓦,校长与部分教师的办公室屋顶可覆铁皮外,其他校舍都将是茅草屋顶。这意味着外墙材料连砖头都用不起,只能靠黏土打垒。梁思成不满的向梅贻琦抱怨,说茅草房连农民都会盖,为何还要他来设计。年长他十二岁的梅贻琦,恳请获得这位建筑设计师的原谅,他承诺抗战胜利返回北平之后,一定请梁思成为清华设计几座世界一流的建筑。

    一九三九年冬天,梁思成与惨淡的局势和解了。他真的设计了一座接近茅草屋标准的房子,作为一家五口人在昆明城外的新住所——申请庚款资助营造学社一事有了回音,中美庚款基金会复函说,如果梁思成能重新寻回学社的另一位骨干成员,基金会就重启资助。这不是难事。很快营造学社组建出一只新的团队。同时,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愿意与他们分享图书馆。只是研究所为了躲避日渐频繁的日本飞机轰炸,已搬至昆明东北十公里的龙头村,出于便利查阅藏书的考虑,梁思成在村里一块借来的地皮上,请人用未烧制的土坯砖,盖了三间小屋。房子没有盖起来之前,一家人还在一座废弃的尼姑庵里,捱过一段日子。

    这座外墙刷上白色石灰粉的房子,是在激烈的原材料争夺中封顶的。两年内物价飞涨,一袋大米能从三块四涨到一百元。他们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土坯砖,每一块地板,乃至每一根钉子而奋斗。奋斗的代价是他们破了产,欠下三百元的建筑施工费用。

是已经返回美国的费慰梅帮他们支付了这笔开支。她寄来了一百美元支票。

    费慰梅还送来一份有名的建筑杂志《笔尖》(Pencil Point),精美的页面上刊登着梁思成对中国赵州桥的英文测绘手稿。那是梁思成在逃难到天津的路上,给费慰梅寄去的。梁思成希望美国的杂志能发表它,很显然,以费慰梅自身的学科背景,无法成为一名权威的推荐人。她将论文交到麻省理工学员建筑系系主任艾默生手中,恰好也是研究法国开拱桥专家的艾默生,为梁思成的论文附上了推荐信。因为他发现,梁思成所测绘的赵州桥,比法国最早的开拱桥,还要先出生十个世纪。

    龙头村的野地里是怎样的一副景象——日本飞机呼啸而过,用炸弹和引擎的巨响,将中国版图从最北的东北,驱赶到最南的云南。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中午十二点五十分,北洋水师的亚洲第一舰定远号,向日本舰队打出第一发砲弹时,两个先后谋求现代化的国家,他们在海上搏斗的距离只有五千三百米。此后数以千计的青年东渡日本,买轮留洋,在冰天雪地中操习军规,于浩瀚书海中思定国策。返国又大多各为其主,互相厮杀,主义和主张,沦为在刀枪面前无法施展的屠龙术。

    政府的名号换成了走马灯。有人复辟,被梁启超蔡锷逐出紫禁城。有人割据,在军阀混战中自生自灭。有人革命,又陷入无尽的党争,和外界的袭扰入侵。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断的被入侵,被自己中断。中日国家间的差距远远跨过了五千三百米。

    定远舰的砲膛退出弹壳已有四十六年了,梁思成与他的妻子还是无力报国,蜷缩在边地小村的长堤松树边,过着与他的祖父辈在广东新会茶坑村一样的生活——古往今来,这也正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常态。所不同的是,梁思成与林徽因还要无助的看到昆明城里,不定期遭受暴雨般的轰炸,声音传来,令林徽因忍不住想干呕。

    众多留洋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战争时与一根打猪草无异。在中国司空见惯的建筑,可以被他们赞美成一座惊人的艺术品。这些赞美,为他们带来个人荣誉与国家好感,但还是难以勾起当权者与普通民众的兴趣。他们常常早上五点就从村里出发去西南联大上课,如果路上听到空袭警报,就得匆匆跑向可以遮蔽自己的地方藏起来。等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返回村子。林徽因说,一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身体好的时候,林徽因会走路到水渠边的瓦窑村。她喜欢在那里的作坊里,看老师傅做陶坯,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泥巴在老师傅的手中,变幻出各种各样的造型,可惜最后不是烧成瓦盆,就是痰盂。老师傅对这位落难的才情美人,也没有表现出过大的热情。陶坯手艺传男不传女,有时说话接近刻薄的林徽因,耐心的费了许多口舌,又送了一些礼物,才获准能在一旁看老师傅工作——还得跪拜祖师爷的牌位,即使现在是战争时期。

    他们终于看到了自己的飞机,那种一九二零年代生产的美国道格拉斯O-2型驱逐机。国民政府在一九三二年购入了它们。肥大的双引擎。敞篷座舱。机身由帆布蒙皮覆盖。几只这样的古董组成的飞行编队,在中央航空学校所在的巫家坝机场上空盘旋,然后从高空扔下模拟弹。落地时,薄薄的洋铁皮破碎成片,包裹其中的水,压出一道道水柱。观礼台上一片欢腾。

    梁从诫兴奋极了。一年多前在晃县认识的空军学员叔叔,在飞过这个架次之前,已经正式入列成为飞行员。每逢轮休,他们就会结伴来到龙头村,看望梁思成一家,或者邀请林徽因与孩子们一起去滇池划船。这些二十出头的飞行员,在昆明没有朋友,个个沉默寡言,但也会小声议论哪一个船家的女儿,更像沈从文笔下的翠翠,不失集体生活中的男人天性。

    就在毕业典礼这一天,这些未来的国军飞行员们,一致请求梁思成全家前来观礼。因为无法与沦陷区的父母取得联系,梁思成与林徽因担任了他们的“名誉家长”。梁思成坐在主席台上,就像真是他们的长兄一样发表讲话,然后抬头看着自己的八个兄弟,驾机升空迎敌。

    这一刻一定会触动林徽因的神经。抵达昆明以来,翻阅报纸就是一项自寻烦恼的举动,她一度激动的对梁思成说,想去山西当兵。然后又自言自语,承认如果真的在军队里,也不知道能做什么。而现在,她的八个弟弟,正要代替自己去回答这个疑问。林恒也已转入昆明的中央航空学校训练,梁思成的土坯小屋,都可以经营起一个飞行员俱乐部了。

    梁从诫喜欢他们到来。不仅因为每一次都能听到有趣的战斗经历,而且飞行员们还会送给他一些小小的战利品,比如一架用日本飞机残骸上的铝板熔铸成的轰炸机模型。那上面的透明炮塔是用赛璐珞做成,两个螺旋桨还能转动。

    对于一个已经能在纸面上画出飞机和高射炮的男童来说,这件礼物来得正是时候——那些图画中高射炮和飞机的样子,梁从诫是见过的。昆明城里升起黑烟时,空中闪烁的银色小点,还有高射炮弹打上天空的朵朵灰云,都印在他的记忆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是父亲将梁再冰和他使劲压在地上,日本飞机从村头的林梢飞过,连座舱里日本飞行员的风镜,都看得十分真切。梁从诫害怕了。他担心日本人发现自己。

    有关武器优劣的讨论,一直是飞行员们最热衷的话题,以至于林徽因都大概知道,老鹰式七五飞机(又称寇蒂斯·霍克七五)要比他们现在驾驶的老古董先进得多。他们告诉林徽因,为了抢高度,飞行员们要驾机一圈一圈的拉升到高空,以便从比敌机更优势的空间俯冲下来,扣动机枪扳机。日本飞行员则不用浪费这些时间,直接就能冲上天际。飞机性能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他们如果在空战中丧失了第一次俯冲射击的机会,就几乎只能忙于规避身后的机枪砲弹了。

每当他们开始这样的描述,那张简陋的帆布行军床旁或立或坐的年轻人,俨然就是在向国防部的战情分析员作空战汇报。

    陈桂民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总能让命悬一线的搏斗,染上一丝幽默色彩。他是八名飞行员当中的一位,像梁思成的父亲一样,陈桂民说话带有浓重的广东腔,是东莞人。他说有一次敌机向他俯冲射击,没有吃到枪弹,倒是淋到一身乌黑的滑油。事后猜测,可能是敌机的滑油箱被击漏所致。他面相本就黝黑,所以返回机场时,几成黑人的陈桂民,逗得地勤人员乐不可支。

    再遇敌机时,日本飞机又从身后咬住了他,已经打光机枪砲弹的陈桂民,形容自己“吓得脸都青了”。战情分析员梁思成不无幽默的提问陈桂民,“是你在飞机里照镜子,看见自己脸都青了吗?”

    这场空战的戏剧性在于,陈桂民发现敌机也没有砲弹了。日本人追上来与他并排飞行。双方拨出手枪互射,最后连手枪子弹都打光。陈桂民说,那时心想不如同归于尽,于是准备向敌机撞过去。日本人发现了他的企图,很快驾驶他性能优越的飞机远离了纠缠。陈桂民两次撞击未果,急得直掉眼泪。

    随着谈话的深入,梁思成与林徽因从辛酸的诙谐背后,逐渐看到这场战争的受害者,是如何对自己人施加第二次伤害——他们的教官是德国人。还是学员时,他们就动辄被皮鞭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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