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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调研归来话侨史(一)陈太荣 刘正勤 发布时间 2015-04-16
                                      里约调研归来话侨史

                                      陈太荣、刘正勤

        在中国驻累西腓总领事王西安协调、我们女儿陈莉莉和女婿罗东赞助和支持下,我们于3月7~21日自费去里约热内卢对中国人19世纪移民巴西历史进行调研。此前,我们查阅了不少资料和索引,并与有关单位和城市进行了联系。两周时间,我们奔波于巴西司法部国家挡案馆、巴西外交部里约热内卢历史挡案馆、文化部国家图书馆、佩特罗波利斯市(Petrópolis)皇家博物院查阅历史挡案资料,还与里约热内卢植物园历史学家和火车博物馆馆长进行了交流。此外,我们还去圣保罗州与里约热内卢州交界处的巴纳纳尔市(Bananal),走访了部分先侨后裔。所到之处,我们均受到巴西朋友的热情接待。我们最先去的是外交部里约热内卢历史挡案馆,在那里查不到我们想要的资料,该馆负责人罗西亚妮•里加斯(Rosiane Rigas)女士建议我们去国家档案馆查询。我们有些迟疑,因未事先联系安排,又不认识路,见此状,她便派了一个年轻小伙把我们送到附近国家档案馆,帮我们办了卡,与有关人员接上头,忙得满头大汗。在我们再三催促下,他才离开我们返回单位。我们查询的资料对巴西来说,都是比较古老的,有许多还是手稿原件,加之200年前的葡文拼写与现在的不尽相同,看不懂是常事。无论是有关工作人员还是去查询的巴西朋友,只要我们求助,均不厌其烦帮着辨认。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在佩特罗波利斯皇家博物院历史档案馆,负责人和调研员还放下自己手里的工作,为我们辨认字迹,朗读手稿,让我们抄写。据文献记载,在巴纳纳尔市留有先侨签字的遗嘱,为此,我们来到此市。我们受到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和文化旅游局长的亲切接待。可巧的是,在市政府工作的一位女士罗热里娅Rogéria)的丈夫利马(Lima)先生有中国血统,又非常有中国情结。他曾收集了不少中国人留下的文书,都上交存档了。现在留下的仅剩一份张姓华人签字购买土地的契约,非常珍贵。罗热里娅领着我们走访了部分先侨后裔。我们又发现了一位退休的华裔将军科埃略(Coelho),他曾任巴西第10军区司令。其先祖是从澳门来巴西,2013年他回澳门旅游寻根。

      在里约热内卢期间,我们得到了中国驻里约总领事宋扬与夫人乔延风,巴西华人文化交流协会主席陈丕立、前主席尹相丛与尹霄敏、特别是文协前秘书长李岩夫妇,巴西丹隆商务旅游服务公司里约接待站韩京伟与卞立志的热情关照与支持。3月22日,我们在累西腓有幸结识了正在累市进行采访的新华社里约热内卢分社社长陈威华、刘隆等3名记者,他们也表示支持我们的侨史调研工作。在此,我们向上述帮助与支持我们的热心人表示衷心的谢意。我们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早日查清19世纪中国人移民巴西的历史资料,给后人留下一份翔实的巴西华人史料。

       此次里约之行,虽没有完全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但也收获颇丰。我们将陆续把侨界关心的部分资料先编写成文,与大家分享。     

       一、中国移民巴西第一人

       2015年3月18日,我们坐出租车去离里约热内卢市80公里的佩特罗波利斯市(Petrópolis)皇家博物院历史档案馆查询中国移民巴西的历史资料。我们在那里查到了在里约热内卢海军造船厂马卡库区(Distrito de Macacu) 博尼托河 (Rio Bonito,离里约热内卢市83公里,不靠海,境内多河流) 分厂干活的中国人若昂•安东尼奥(João Antônio)致葡萄牙摄政王唐若昂(Dom João)的一封信,但无具体日期。信中称,因马卡库区上尉把他当成印第安人招募进船厂干活,现因身体不适无法继续干活,要求派船送他回自己祖国治病。里约热内卢陆海军医院医生安东尼奥•弗朗西斯科•莱亚尔(Antônio Francisco Leal) 还为他出具了医生诊断证明,称“该中国人患有痔疮,经常发作,特别是在高温天气,无奈,他完全无法履行其职责。我为他治过病,应索而出具此证明”,签字日期是1809年1月31日。

        据我们查询,在葡萄牙王室政府1808年抵达巴西后,曾从里约热内卢省和圣埃斯皮里托省招募一些印第安人到里约热内卢海军造船厂干活,充当划浆手、码头装卸工等苦力活。服役1~2年后再送回原籍,来回路费、服装等都由葡王室财政负担。

        上面这位中国人很可能是澳门船上的中国海员,私自出去游玩被当作印第安人在1808年被抓去到海军造船厂当苦工。19世纪以前,也有零星中国人在巴西存在,但可能是葡萄牙主人雇佣的中国奴仆随其主子到巴西。而真正有名有姓并留下文字凭据移民巴西的中国人,应该是这位在里约热内卢海军造船厂干活的中国人若昂•安东尼奥,他是中国移民巴西第一人,于1808年移民巴西。这应该是个案,中国人通过澳门有组织、有计划移民巴西,应是1809年开始。

        二、第一批中国茶农于1809年6月抵达里约热内卢

        1809年3月6日,澳门民政长官米格尔•德阿里亚加•布鲁姆•达西尔韦拉(Ouvidor Geral  Miguel de Arriaga Brum da Silveira,1772. 3.22.~1824.12.13., 1802.7.~1824.12. 担任澳门民政长官) 主动直接呈文葡萄牙摄政王唐若昂(Dom João)。 文中说,考虑到建立新首都里约热内卢缺少足够劳动力,中国人以勤劳肯干著称,愿提供各工种的工人去帮助建设新首都,并提醒要尊重中国人的一些风俗习惯。

        1809年3月22日,澳门民政长官阿里亚加(澳门译为雅廉访)致函葡海军与海外领地大臣阿纳迪亚伯爵(Conde de Anadia)若昂•罗德里格斯•德萨-梅洛•梅内塞斯-索托•马约尔(João Rodrigues de Sá e Melo Menezes e Souto Maior), 通报澳门元老院(Senado da Câmara de Macau)已派检察官 (procurador) 安东尼奥•若阿金•德奥利韦拉•马托斯(Antônio Joaquim de Oliveira Mattos) 等人乘坐“乌利塞斯”号三桅战舰(Fragata Ulisses,有28门火炮,舰员200人)前往巴西里约热内卢,代表澳门元老院当面向葡摄政王唐若昂率王室安抵巴西表达敬意与慰问,并呈上献礼和献给王室的安置资金(黄金),随船还运去干农活的数名中国人。

        经我们查询,该船于1809年3月18日离开澳门,到巴西一般商船路上约需90~120天。因此船是战舰,又是从澳门直接开往巴西,估计6月份就可抵里约热内卢港。我们认为,船上的农民就是茶农,也就是第一批有组织抵达巴西的中国移民。因是战舰,船上又装载不少献礼物品,估计第一批中国茶农人数不会太多。

       据《澳门茶文化馆》吕志鹏在《论海上茶路宁波与澳门之历史背景》一文中披露,1812年有一名中国茶农亚腾便在信中向澳门南兄讲述他们在巴西种茶情况,要求托带茶种给他们。信中说:“三人开得茶园地一座,落得细茶种,条条可生,国王甚欢喜”。

        据我们查询,1810年和1812年澳门并未派中国茶农去巴西,1811年运往巴西的茶树苗与茶种及途中照料的2名中国茶农滞留在巴伊亚省,1812年元老院参议员阿尔梅达(Raphael Bottado de Almeida)托人运往巴西的仅是茶种(后面将介绍详情)。所以,我们认为,1809年抵达巴西的首批中国茶农应是3个人。

        另据1835年从里约热内卢到圣保罗省巴纳纳尔(Bananal)镇定居的中国茶农秦•若昂•米格尔•佩雷拉(Chim João Miguel Pereira)在1865年2月7日立的遗嘱中说,他是1808年到巴西。我们认为,他应是1809年抵达巴西的首批中国茶农的一员。因为这批人于1809年3月18日(原定3月16日)离开澳门赴巴西,他们应提前很多时间进入澳门招工馆待运。那时,中国人一般以农历春节为新一年的起始,也就是说,他们进入招工馆应是春节以前,按农历算应是1808年。

        三、澳门元老院阿尔梅达1812年向巴西运送茶种情况 

        1809年6月,葡萄牙海军中校路易斯•德阿布雷乌•维埃拉-席尔瓦(Luís de Abreu Vieira e Silva)  率领被法国人囚禁在法国岛(今毛里求斯岛)上的200名葡萄牙人乘船抵达里约热内卢,并向葡摄政王唐若昂献上从法国岛上花园运来的20箱珍贵果树苗。在此次行动中,澳门元老院阿尔梅达(Raphael Bottado de Almeida Oliveira e Silva)起了重要作用。在阿尔梅达返回澳门前,阿布雷乌向他索要中国茶种。1812年,澳门元老院阿尔梅达委托葡海军“乌尔加诺”号双桅战舰(Brique Vulcano)舰长若阿金•埃皮法尼奥•德瓦斯康塞洛斯(Joaquim Epiphanio de Vasconcellos)海军中校从澳门向巴西运去了一批茶种。

        阿布雷乌中校将上述经过情况于1813年3月4日专门写了一份报告呈送摄政王唐若昂,并发表在里约热内卢“爱国者报”(O Patriota,月刊)1913年3月刊上。他的报告中有一段专门谈了运送茶种一事,现录于后。“我认为,也应该向殿下报告,以记录在案,我曾要求我的私交澳门参议员拉菲尔•博达多•德阿尔梅达(Raphael Bottado  de Almeida)给我寄茶种。在过去的一年(指1812年),他给我运来了大量茶种,我将这些茶种分给了尊敬的中将阁下、皇家商会理事若泽•卡埃塔诺•戈麦斯博士(José Caetano Gomes)和一些私人朋友。前些天,我在雅辛托•若泽•达席尔瓦•金唐(Jacinto José da Silva Quintão)家看到他家的3 棵茶树苗正茁壮生长,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不是也有茶树苗生长”。中将系指罗德里戈•德弗雷塔斯湖(Lagoa Rodrigues de Freitas) 火药厂厂长卡洛斯•安东尼奥•纳皮翁(Carlos Antônio Napion) 中将,他同时兼任植物园园长,但他任职时间很短。1809年10 月12 日~1819年3月担任此两职的是原中将副手萨巴拉侯爵(Marqês de Sabará)若昂•戈麦斯 •达西尔韦拉•门多萨(João Gomes da  Silveira Mendonça)少将。

       据巴西著名女记者罗萨•内波穆塞诺(Rosa Nepomuceno)描写里约热内卢植物园200年沧桑史的《唐若昂的园子》(“O Jardim de  D. João”,里约热内卢 “Casa da Palavra” 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一书,在里约热内卢植物园种茶是葡萄牙海军中校路易斯•德阿布雷乌(Luís de Abreu Vieira e Silva)建议的。他向澳门老友拉菲尔•博塔多•德阿尔梅达要求给巴西运送茶种,后者于1812年运来了茶种和一些珍贵树苗。计有帝王茉莉花树苗(Jasmim-do-imperador,用来做茉莉花茶)、中国漆树苗(verniz-da-China)、日本漆树苗(verniz-do-Japão)、大黄(ruibarbo)、八角(anis estrelado)、中国桂皮(canela-da- China)、荔枝(lichia)、龙眼(longana)、山竹(mangostão)、杨桃(carambola)、碧玲(blimbling,一种酸味多汁水果,形状像小黄瓜,味道像杨桃)、乌木(ébano negro)、槟榔树(areca,果实称为槟榔)、亚洲胡椒(pimenta betel)、阿拉伯胡椒(cubeba,果实较大)、竹子(bambus)、菖蒲(cálamo)、桑树(amoreira)、人参(ginseng)和木樨草(resedá 或extremosa,Lajerstroemia índica)共20种树苗。为保证成活率,每一种需运数株。这样至少有100株以上,要占很大一块地方,途中还需人浇水。

        我们认为,“乌尔加诺”号军舰 (Brique Vulcano)一次不可能运这么多树苗来巴西。理由有三:(一)葡海军中校阿布雷乌仅要求澳门元老院阿尔梅达运茶种到巴西。(二)阿布雷乌在“报告”中只提及收到茶种,并未涉及果树苗之事。如真有果树苗运到,他不可能不在“报告”中 大大书上一笔。(三)女记者罗萨在书中从未提到澳门民政长官阿里亚加向巴西运送茶农、茶种、珍贵树苗之事,很可能她在写书时还不知道这一史实,故牵强附会地全部算在澳门元老院阿尔梅达头上。 

       四、澳门1809~1815年期间共向巴西运送中国劳工300余人

         据澳门历史学家曼努埃尔•特谢拉神父 (Padre Manuel Teixeira) “米格尔•德阿里亚加”(Miguel de Arriaga,澳门 “Imprensa Nacional” 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166页)一书,1822年葡萄牙发生资产阶级革命,自由党人上台执政,澳门也受到波及,自由党人与阿里亚加的保守党发生激烈冲突。

        1822年6月28日,阿里亚加在澳门元老院大会上发表了辩护词,澳门元老院记录在案。他在辩护词中列举了他的政绩,其中提到了“向巴西自费运去了茶树苗和300余名劳工,其中有海军造船厂的木工”。

        1822年8月19日,澳门元老院大会选举自由党领袖保利诺•达席尔瓦•巴尔博扎(Paulino da Silva Barbosa)少校组建新政府,澳门保守党人不甘心失败,两次密谋反对新政府未成功。一次为1822年9月13日,阿里亚加于9月15日被捕,关在澳门;第二次为1822年11月15日。1823年3月25日,当阿里亚加被押往港口上船去里斯本时,他趁乱乘船逃往黄埔港。1823年9月23日,澳门保守党人在驻军帮助下发动政变重新上台。1823年12月26日,阿里亚加从广州返回澳门。1824年12月13日,阿里亚加在澳门病逝。

        葡萄牙王室政府虽鼓动中国人去巴西做工,但“不以船资费用加剧王室政府财政负担”为前提。为解决船费问题,澳门民政长官阿里亚加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让部分人在船上当夜间值班服务人员,以抵船费;二是给另一部分人预付安家费和路费,到巴西后再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

        根据我们最新查阅到的澳门政府与葡萄牙王室政府之间正式来往公文证明,300名中国茶农不是像当前社会上广为流传的那样,一次性于1812年乘“一艘来自澳门的白色帆船抵达里约热内卢”,而是因为葡萄牙王室财政拮据,300中国茶农在1809~1815年期间是分期多批先后抵达巴西。我们现将澳门政府运送300名中国茶农、茶种、茶树苗等情况整理于后,供大家参考,如有缪误之处,请不吝赐教。

        1809年3月18日,3名中国茶农携带少量中国茶种乘“乌利塞斯”号三桅战舰(Fragata Ulisses)从澳门去巴西。

        1811年3月20日,阿里亚加致函海军与海外领地大臣加尔韦亚斯伯爵(Conde das Galveias)若昂•德阿尔梅达•梅洛-卡斯特罗 (João  de Almeida Melo e Castro),将通过“乌利塞斯”号商船(Navio Ulisses, 已改成商船)向巴西运去中国茶种和4大葙茶树苗,并派两名中国茶农途中照料。此船在巴西期间仅停靠萨尔瓦多港,中国茶农在等船去里约热内卢期间,在当地种下茶种,竟获得了成功。巴伊亚省主席阿科斯伯爵(conde dos Arcos)立即通报澳门阿里亚加,称茶苗长势很好。阿里亚加马上致函海军与海外领地大臣,表示将再向里约热内卢运送新的茶树苗。

        1811年12月29日,阿里亚加通报加尔韦加斯伯爵,“圣米格尔”号船(Navio São Miguel)将运去茶树苗,“这条小船能装多少就运多少”,并告已托船长途中予以关照。

        1813年1月2日,阿里亚加致函海军与海外领地大臣,25名中国茶农将携带茶种、茶树苗与珍贵果树苗乘“乌利塞斯”号船(Navio Ulisses)去巴西。

        1813年12月30日,阿里亚加通报海军与海外领地大臣,称他已招聘140名中国茶农,将分乘“玛丽娅一世”号轮船(Navio Maria I)和“光明圣母”号轮船(Navio Nossa Senhora da Luz)前往巴西。

        1813年12月31日,梁亚月等一批中国茶农携带茶种与茶树苗从澳门乘“玛丽娅一世”号轮 (Navio Maria I)去巴西,途中需90~120天。

        1814年2月26日,阿里亚加致函海军与海外领地新大臣巴尔卡伯爵(Conde de Barca)安东尼奥•德阿劳若•德阿泽维多(Antônio de Araujo de Azevedo),通报“光明圣母”号船(Navio Nossa Senhora da Luz)将向巴西运去茶树苗、焙茶锅、瓷瓶和瓷凳。

        1814年6月3日,海军与海外领地大臣巴尔卡伯爵致函阿里亚加,通报摄政王唐若昂决定将“玛丽娅一世”号轮船上的中国茶农进住“圣克鲁斯庄园”(Fazenda de Santa Cruz) 种茶。但因房屋修缮问题,这批中国茶农应在1815年1月9日以后进住此庄园。 

        1814年7月30日,澳门在蛇岛(Ilha das Cobras, 今路环岛)招工馆集中68名中国茶农,并列出68人外文名字,等待运往巴西。

        1814年10月12日,阿里亚加致函巴尔卡伯爵,通报“卢科尼亚”号轮(Navio  Luconia)运一批中国人到巴西(人数不详)。

        1815年2月4日,阿里亚加通报巴尔卡伯爵,“乌利塞斯”号轮(Navio Ulisses)将运10名中国木工去里约热内卢海军造船厂干活。原已招募20人,但船上仅能容纳10人。

        另,1811年3月6日,海军与海外领地大臣致函澳门民政长官阿里亚加,要求他派一些中国陶瓷技工去巴西。

        1811年12月29日,阿里亚加回复道:“关于中国陶瓷工一事,已令他们从南京赶来,尚未到。他们一到就安排乘船运去,也可能利用某条英国船经好望角运过去”。1814年9月10日抵达巴西的赵梁、赵香、黄明、黄才四人,据说组长是南京人,我们认为,他们很可能就是陶瓷技工。

        以上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查询到的澳门民政长官阿里亚加同葡王室政府海军与海外领地大臣之间有关来往公文,可能会有不少遗漏。我们将进一步查找,以便彻底查清19世纪初中国人移民巴西的情况。
    
        五、1909年11月仍有中国茶农在里约热内卢植物园种茶

        1909年9~10月,清政府出使巴西钦差大臣刘式训在两名随员陪同下访问了巴西,于10月13日向巴西总统递交了国书。他此访的目的有三:

        ⑴ 感谢巴西政府派特使出席清朝光绪皇帝葬礼。

        ⑵ 商签两国贸易协定。

        ⑶ 说服巴西接受中国移民。

        除里约热内卢外,刘式训一行还访问了桑托斯、圣保罗市、坎皮纳斯和佩德罗波利斯(Petrópolis)。
 
       为配合中国特使访问巴西,里约热内卢《消息报》副刊(Supplemento Illustrado da Gezeta de Notícias) 于1909年11月4日刊登了三张有关中国人在里约热内卢植物园种茶的照片,开头还加了一段说明,现全文录于后,供大家分享。
        ⑴ “中国人在里约”

        中国大使馆(刘式训是兼驻巴西大臣,当时中国在巴西还未建馆)带来了中国时尚,当然想看看中国人在巴西做些什么。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在抽鸦片和卖鱼,《消息报》发现植物园雇佣中国人在种茶,他们像在天子帝国各省一样劳作。

        ⑵ 第一张照片是记者同两位中国茶农在植物园正门(Rua Jardim Botânico ,920)的合影照,照片下面的说明是:“我们是在北京还是在里约?”。
 
        ⑶ 第二张照片实际是第一张照片人像的放大版。下面的文字说明为:“穿着劳动服的两个中国茶
农”。

       ⑷ 第三张照片是记者与小巴尔博扎•罗德里格斯(João Barbosa Rodrigues Filho) 在一片茶林前的合影照。下面的文字说明为:“我们的记者与小巴尔博扎•罗德里格斯在一片茶林前的合影”。

       小巴尔博扎•罗德里格斯的父亲若昂•巴尔博扎•罗德里格斯(João Barbosa Rodrigues,1842.6.22 ~ 1909.3.6.)是巴西著名的植物学家,共发表52本关于植物的著作。1890年3月25日被任命为里约热内卢植物园园长,直到1909年3月6日去世,去世时有13个子女、22个孙子女。小巴尔博扎•罗德里格斯一直是他父亲任植物园园长时的助手。 

        (六)里约热内卢植物园现仍存留3棵中国茶树

        2015 年3月11日,我们从里约市中心坐178路公共汽车去里约热内卢植物园拜访历史学家贝戈尼亚•贝迪亚加(Begonha Bediaga)女士。因离会见时间还早,我们就先去寻找巴西记者罗萨在《唐若昂的园子》一书中提到的植物园仅存留的一棵茶树。我们从植物园路1008号门(Rua o Jardim Botânico, 1008)进去,到植物园原正门(Rua o Jardim Botânico, 920)问保安,他告诉我们在右侧的一个小园子里。我们进去一看,原来是日本人在日本移民巴西100周年时修建的一个小园子,名字叫“清苑”,有水有桥,还种了几株茶花树。那个巴西保安错把茶花树当茶树了。在同历史学家见面时,我们询问了中国茶树的具体位置,她也不太清楚,就请来一位植物学家马科斯(Marcos)开着电瓶车带我们去找。结果发现,在里约热内卢植物园存留的中国茶树不是一棵,而是三棵。我们正赶上茶树开花季节,白花黄蕊,煞是美丽!我们兴高采烈地与中国茶树合了影。

        为便于大家寻找,特将三棵中国茶树的具体方位描述于后:一棵在植物园路920号原正门附近,进门往左,茶树就位于库斯托迪奥•塞朗路(Aleia Custódio Serrão)起始处右边。另两棵茶树位于布莱雷•阿莱芒路(Aleia Freire Alemão)和皮塞罗路(Aleia J.J. Pizzerro)交界处往里一条路边。我们发现,中国茶树下边没有设树名牌,便建议他们做个树名牌,以便参观人员识别。他们欣然接受,表示将尽快立茶树名牌。   

                                              (未完待续)2015 年4 月12日于海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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