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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批准使我远渡重洋嫁巴西-小芙 发布时间 2012-08-25


                                                    作者:小芙
    
        命中注定不信也要叫你信。当年在上海时,十六岁,刚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正碰上中央指令,大城市疏散人口,上山下乡。如果考不上大学,必定被派往新疆、内蒙古等外地入户。我正在担忧时,一位最知心的女同学,提出去上海城皇庙,找到一位颇有名气的双眼瞎算命先生算一下命。
    
        记忆犹新,进门后,算命先生问要算什么方面的,当时我给问呆了,又不好意思说怕考不上大学,会被疏散离开上海。只能转弯抹角的说,让他给算一算,我的“落角点”在哪里?如能考上大学,当然是留在上海啰。否则,情况就不一样了。算命先生说,那你先测一测字吧!
    
        拿起一个竹筒,里面装满了竹签子,摇了几下,跳出了一根字签,打开一看,三个字:震为雷。接着又摇了几下,第二根竹签的三个字是:乾为天。算命先生把眼睛向上翻了几翻,然后说:你要算你的落脚点吗?你这个命的落脚点会在天边,地球的另一端最远的地方。他的解释是:震动是雷,一声雷响把你震到天边去了(乾为天)。当时我心里在说:这算命先生真是胡说八道。可是最终还是命中注定,来到了离中国最远的天边——南美洲的巴西。 

        经历是这样:高考发榜,我幸运的考上大学了。不用担心离开上海了。而且还在校实习教书。因我的祖籍是浙江青田侨乡。住在上海时常有老家亲朋来家做客。有一次,一位同乡阿姨来家里看望父母,正好看到我,随口对我母亲说:哟!你这女儿挺不错的,能给我做儿媳妇真好,我妈也随口客气地说了一声,好呀! 

        当时这位同乡阿姨的儿子远在巴西,是一九五零年从香港去的,谁知这同乡阿姨真的给儿子写了信,并说在家里给他订了一门亲,是某某人的小女儿。因我父亲在家乡很有名望。解放前,蒋介石时代曾与陈诚副总统合伙开过“信达利钱庄”,专营海外与国内的汇款业务,凡在海外的浙江华侨,无一不知晓的,我父亲帮助打理这家钱庄。

        从那时起,这位阿姨儿子的心里就一直有一个念头:中国大陆已有定亲。可是他与我从未通过信,更不要说见面了。那年代寄一封信,一般来讲要三个月才能收到。

        一九六四年,应Joao Goulart总统邀请,中共中央派了九位人士对巴西及南美洲进行采访和商务考察,他们住在里约的Copacabana旅馆。就在这时,Castelo Branco组织政变,推翻了前总统。由他组织了军人政府,此届政府非常反共。政界接到密告:有九名中国共产党员来巴西,企图渗透共产党势力。得马上抓住坐牢,结果这九人被捕,并判了十年重刑。这一案件,当时震动了全世界,舆论均指责巴西当政者不人道,呼吁即刻放人。连国际红十字会都插手了,提出抗议,但仍未见效果,被捕的九人始终没有放出来。

        最后由一位巴西著名法律专家、国际律师会会长索布拉.平托(Heraclito Fontora Sobral Pinto)博士出面,作为这九位中国人的辩护律师与政府打官司。在此期间,他曾经多次去监狱里探访这九名中国人,由于语言沟通障碍,当时就是那位与我有单方婚约的中国男青年去监狱帮助做翻译的。他与平托博士原来就是朋友。终于,几经律师努力,而且政府也是迫于外界的舆论压力,不得不放人息事。

        当时外界有传说中共给了这位律师五十万美金,那时候这是一笔天文数字,后来律师曾亲口对我说,他完全是仗义行事,分文没收。

        再说这九位中共人员出狱后,经香港顺利返国。中央政府安排他们在杭州屏风山疗养院休养。同时我在上海收到第一封这位与我有单方婚约的男青年的信,说是平托博士拜托我去疗养院探望,问候九位中共人员。当时我在国内报纸上也时有看到有关九位人员被扣押等新闻报道。收到信后,我立即去了杭州疗养院看望他们。其中有一位最年轻的叫张宝生,他还拉开衣襟,给我看胸前受刑被火钳烫的数条伤痕。还有王唯真(后来是新华社副社长)、王耀庭等,他们几位与我交谈了在巴西的那一段经历。据说后来他们几位一起编着了一本名叫《九颗红星向祖国》的书籍。至今在网上能查到。
  
        在这几位中共人员平安回国的几个月中。这位与我有单方婚约的中国青年去拜访老律师——平托博士。在交谈中,平托随意问起,是否有女朋友?他回答博士说,我有女朋友,可惜在大陆,是绝对出不来的。那时候也确实是几乎没听说有人出国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当时平托博士听了后,一边嘴里哼着说:“不可能,这样”。一边从沙发站起来,到办公室打字机前坐下,快速的打了一封信,是专门写给中国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前段是问候的语句:想必九位同志均平安抵达,身体恢复可好等等客套话。后面接下来就直截了当的跟周总理提出:我问您要一个小姑娘,她的地址是上海某某弄,某号,叫什么名字。
  
        一九六五年九月份的一天晚上十点半(在那年代,七、八点钟人们就全部睡觉了),突然楼下按铃,大叫开门。喊着是上海公安局的。公安局!我们从梦中惊醒,尤其是我妈妈,更是吓得脸色苍白,以为是来抓人的。因为我父亲就是在解放初被抓的。说他是反动派,以与国民党勾结合伙开钱庄等罪名被抓去劳动改造的。当我妈把门打开后,外面两个公安人员对她说,我们是奉中央国务院命令送通行证来的。某某人可以出国去巴西了。我妈当时也莫明其妙,什么通行证不通行证的,收下再说,北京国务院的命令,你敢违抗?

        第二天全家人一起开会,商量如何是好?最后决定冒险让我出国去巴西与一个从来没见过面的人结婚。当然家人有这么大的胆量放女儿去那么远的天边——巴西,也是有足够的理由:不是女儿长得太丑,在中国嫁不出去,而是在巴西那边有我的嫡亲堂姊、堂哥、伯伯等一大堆家族亲人。不怕受欺负的。 

        就这样,我拿了一张由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所批示的通行证,糊里糊涂先到了澳门(因那时巴西与中国还没建交),先办领了澳门居留证。随后凭澳门身份证申请港澳同胞的台湾护照去巴西驻香港领事馆申请签证来巴西。

        在澳门一住就是四个月,刚到澳门一个星期,大陆开始文化大革命,上海妈妈家也与其它无数家庭一样被抄家、被斗争,最后老人家经不起折磨,得病过世了。 

        我到了巴西,也就顺理成章,与一个没见过面的人热热闹闹地办了几十桌喜酒,结了婚,生儿育女。幸运的是,丈夫对我很不错,又勤劳,对家庭有责任感,婚后曾多次陪同去拜访平托博士。他老人家还把当初九位中共人士送给他的手工艺编织品转送给我们,那是这九个人在监牢里做的。
   
        七十年代中巴还未建交,我先生去西德开饭店时,认为这两件工艺品如果能存到国家博物馆里,要比保存在我们私人手里的历史价值高多了。因此亲自送到了已与中国建交的西德波昂总领馆。但愿那位收到特殊礼品的领馆办事员已顺利把它转返国内,做为永远的纪念!

        再回忆当初,才十七、八岁,就敢冒险来到地球另一边的巴西。真不可思议,今年已是第四十七个年头了,我们第三代人亦有了。这戏剧性的移民言归当初,是不是命中注定的那六个测字证实了呢?“震为雷”、“干为天”。

        戏剧性的人生,总是随着我转 

        去年七月份某日晚上半夜,已入睡。电话铃突然响起,谁的电话呢?这么晚了!睡梦中拿起话筒。听到对方焦急追问的口气,你是小芙吗?我是马美云,上海初中的同学。我一下子惊醒过来。马美云!我没忘记,教室里坐在我前排的那一个同学。(奇怪,医学上有讲年纪大了,对小时候的事,记得特别清楚,昨天的事,今天忘了。对我来讲,是证实了这一医学理论)。 

        初中一、二年级,当时我只有十一、二岁,在上海金陵中路建信中学读书,马美云是我那时的同学。毕业后,半个多世纪失去联系,怎么会找到我这远在巴西,已四十七年的游子呢?她电话里就慢慢道来。她与另外一位女同学杨晋妆,当年坐在我后面一排位子。她们俩在上海偶然有机会相会了。谈起同学们,第一就想到了我。我的绰号是“老板娘”,绰号来源是因我家附近有家电影院。有一次在上映一部好影片。几个同学,托我代买票子,当散场后,大家要付钱给我,我说不要了,电影已看完了,已消化了。从此给我冠以“老板娘”的绰号。 

        听说我出国了,但她们还是抱着希望,冒着四十度高温来到金陵东路笃行里三号找我。因为时来年代太长了。小时候住家虽没拆移,妈妈过世已卅七年,我离开已四十七年,全部物是人非了。跟本没人认得我了。刚要离开时,突然看到有老人家坐在门口,她们想:这位老人家会不会知道小芙现在在哪里?一问,这老人家也不认识,不过给了她俩一个建议:是否去隔壁四号问问看。因那里住着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家。自解放前住到现在。说不定会晓得她们要找的人。

        后来她们真的见到了那位老人家。老人家非常热情的招待了她俩,并把上海我兄长的电话给了她俩。从我长兄处拿到我巴西的电话号码,她们当天就打电话联系上我了。 

        在电话里说到,一班四十多同学,已联系上的一半也不到,有到外地去,有去世的,周班长也找到了。大家期望我一定也回国跟老同学聚聚。 

        联系上后,我的心情日夜激动不已,相隔五十六年,半个多世纪后,再见面,情景场面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大家都是小孩。现在全是白发苍苍的七十岁上下的爷爷、奶奶辈。 

        我还记起,有一个坐教室前排,个子不高的男生,叫孙荣荣,不知为何事,曾经与他大打出手,最后他打不过我,竟然用书包摔在我胸口,回家按胸特别痛。我妈为此还责训了我说:“一个女孩子跟男生打架,成何体统?” 好在没打出心脏病来。这位男同学也没忘记打架一事,还说等我这次回国,要当面道歉呢!

        另外一位叫潘鸿翔的男同学,当年坐在我后排,当他得知同学们好不容易联系上我了后,还一本正经地说,如果马美云她们早问他,就不用费那么大的劲找我了。他自述道:在初中毕业后二年,有一天偶然在我住家附近马路上见到我,他不敢与我打招呼,一直跟踪了五,六条横街,跟到了我从笃行里走进三号才偷偷离开。老同学们齐声笑他说,当初如果他大胆叫我一声,说不定就给叫住了,也就改变了我的命运,不会移民来到巴西了。 

        我多么期盼与同学们相聚的一天。终于,在今年六月中旬,安排妥好公司的业务后,携领在巴西出生的儿子,一起返回中国参加了同学聚会。在饭店,同学们坐满一桌,每人满面春风,笑称这四位主要招集同学(四人帮)硬把我从南美洲巴西,最远的地方挖回来了。眼下,几乎全部同学都已退休,过着清闲的日子。可是我这在外面的,还骑在事业的马背上下不来。 

        带着儿子在上海游览了外滩、东方明珠最高处二百五十九公尺,餐厅地面360度转动。往下看,大楼像小汽车,人像小蚂蚁,脚会发软,有心脏病的人可去不得。 

        看到现代化的宽阔马路来回各八个车道,高楼林立,绿化成荫,与圣保罗古老城市相论,真不可比喻。

        我们又去了北京,儿子爬到万里长城最高处,算好汉了。故宫、天安门也参观了,还去了杭州游西湖以及各处名胜古迹。儿子口口声声说:“妈,这一次来中国旅游,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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