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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专追寻幸福的巴西
发布时间 2011-02-26
                                         欧树军

    过去十年来,巴西作为金砖四国之一,越来越引人瞩目。作为拥有两亿人口、八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国土、人均GDP一万美元的新兴市场体,巴西作为对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的努力,有可能丰富中国人对未来的想象。

客观与主观维度之间的双重落差 

“追求幸福运动”中的客观与主观

事实上,正在追寻幸福的巴西看上去也有令人困惑之处。困惑源于两个层面:幸福的客观与主观两种测量维度之间的双重落差。首先,客观指数水涨,主观指数却未必跟着船高。巴西学者Eliana Cardoso(巴西圣保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世界银行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和Vladimir Kuhl Teles(巴西Getulio Vargas总统基金会经济学家)的研究数据表明(参见图1),一百一十年来,尽管最快也不超过3%,但巴西的国家GDP和人均GDP一直在缓慢上升,而且这两个数字几乎是同步的,国富与民富同步。然而,另外两位学者Carol Graham和Stefano Pettinato研究发现,十年前,巴西的国民幸福感在拉美地区只是中等偏上,低于委内瑞拉、巴拿马、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这印证了另一个判断:GDP并不能说明一切,钱包鼓了,人们并不一定会更满意,反而会抱怨更多。幸福的标准节节攀升,人们的心态也会改变。 

其次,主观指数提升,客观指标却未必真的很高。2010年,美国盖洛普全球民意测验将巴西人的主观幸福水平排在全球第12位,远高于俄罗斯(第73位)、印度(第115位)和中国(第125位)。但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却表明,在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用人均GDP衡量的生活水平为基础形成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缩写HDI)排名上,巴西只排在第73位,低于俄罗斯(第65位),高于中国(第89位)和印度(第115位)。这是巴西自2001年位列金砖四国以来,第二次失去HDI榜首位置,第一次是在去年,也是输给了俄罗斯。巴西也是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四国中唯一排名下降的国家。盖洛普主观指数与联合国HDI之间的牴牾,不仅让人怀疑巴西人比中国人、印度人更容易知足常乐吗?这个疑问也反映了当今世界诸多民意测验的不靠谱之处。这种看似科学的民意测验,是在反映全部现实?还是在反映部分现实?这类跨国比较调查,可信度有多大?除开这些疑问以外,依据主客观的不同标准,所得到的不同结果,也让我们清晰的看到,作为发展型国家或曰新兴市场经济体,巴西在成长过程中也有着很多后发展国家共通的烦恼。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巴西在经济社会状况不断得到改善提升的同时,仍有着巨大的成长烦恼,它们既是巴西人之所以追寻幸福的动力,也是中国人思考自身幸福的必要参照。概言之,这些烦恼包括贫富分化、地区差距、治安紊乱等方面。先来看贫富分化,巴西总统战略事务局下属的应用经济研究所,是巴西公共政策和发展规划的主要推手,成立至今已四十七年。这家研究的数据表明(参见图2),1976-2008年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巴西的基尼系数一直在警戒线以上,从未低于0.55。1976年达0.65,只是在上世纪最后十年才缓慢下降。贫富分化也成了全球化的一部分,成为很多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的顽疾。而巴西贫富差距十几年来的逐步下降,归功于巴西历史上第一位通过选举上台执政的工运领袖前总统卢拉,这也是他所支持的党友和政友迪尔玛罗塞夫能够当选巴西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的主要原因。

地区差距也是一般。巴西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移民,而这些移民大多集中于东南部沿海地带,导致了巨大的地区差距。在巴西的二十七个行政区中,东南部十个行政区处于高人类发展区,而北方十七区则处于中人类发展区。东南部六区处于全国平均线以上,剩下的二十二区则处于平均线以下。前面说过,贫富分化是很多国家挥之不去的梦魇。在巴西,经济社会地位的差异,超越了种族、宗教,地区差距说到底仍是贫富差距问题。这种北穷南富的状况,显然也会影响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巴西南方人也许会比北方人更幸福。当然,这只是也许。 

治安恶化是巴西的另一大烦恼。圣保罗、里约核心经济带贵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却也正是内部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地区。贫民窟成为罪恶的摇篮,成为巴西城市化过程中挥之不去的梦魇。生活在贫民窟的人们,无论总体人均GDP数字多么好看,其个体幸福感肯定不会高到哪里去。纵然他能像好莱坞电影描绘的那样成为百万富翁,其幸福感恐怕也要比非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来得弱些。与贫民窟问题纠结在一起的社会治安问题,是成功申办奥运会、足球世界杯的巴西政府亟需解决的头号难题。 

这些成长中的烦恼,成为市场资本主义带来巴西的切肤之痛,追寻幸福的社会组织、政治运动和修宪诉求,可以说是巴西社会本身发起的反向保护运动。在这些成长的烦恼面前,不难想像这场社会保护运动的目标所在。

1987年成立的亚马逊地区健康与幸福促进会名义上与幸福相关,但却是典型的应对贫富分化和地区差距的扶贫组织,它将教育、健康和农村发展作为自己的主要关切,来自医学、农业技术和教育界的专家们,定期鼓励当地居民参与社区组织、健康、农林生产与管理、创造收入、教育、未成年人、性别、文化艺术等事务,致力于改善亚马逊流域居民落后的经济社会状况和人自身的幸福状况。

“追求幸福运动”中的客观与主观

克服成长的烦恼的渴望,强化了巴西人对幸福的追寻,达致幸福成为非常重要的社会共识。如果人们对幸福水平的期望并不那么高,那么即使身处落后国家或者处在国家发展不怎么快的时期,他们也可能会比处于剧烈转型时期的国家的人们更加幸福。来自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两位学者Andrew Leigh和Justin Wolfers对2002年联合国HDI的研究就发现,巴西、智利、墨西哥这些国家的人们要比东欧国家的人们更加幸福,身处发达国家澳大利亚的人们反而非常反常地不那么幸福。乐天知命,随遇而安,也许是这种幸福感差异的另一个解释。201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巴西人类发展报告就发现,巴西人将幸福和社会稳定作为巴西社会的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这与以个人权利为出发点的西方发达国家截然不同。

巴西的政治与法律层面也行动起来了。巴西参议员、前总统候选人CrIStovam Buarque资助的“追求幸福运动”,正在推动巴西立法者将幸福权作为一项公民基本权利纳入宪法。巴西不同层面的努力,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最终目标。“追求幸福运动”的行动目标最为具体,也最具可操作性,因为它将政府提供教育、医疗和安全这些基本公共服务,作为公民个体追求幸福的前提,将政治追求与政策目标恰当地融合在了一起。

巴西的大学学者和中小学教育者都希望巴西人开始拥有自己的梦想,希望巴西成为幸福之地,并且将这种对幸福的追求与可行的政策目标,纳入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当中。从文化特质入手,培养巴西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从具体行动入手,改善教育、医疗、收入和治安状况,对幸福的追寻才有了可靠的支撑和扎实进步的可能。 

事实上,无论是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人类发展指数,还是英国新经济基金会的幸福星球指数,还是经济学人的生活质量指数,以及法国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衡量经济进步与幸福的八个新标准,都将幸福感更多地建立在客观指数上,尤其是强调政府在提高国民幸福感上的关键作用。主观指数有太强的可操控性,而且不稳定,时间差异太大。客观指数则易于确定,比较稳定,比较清晰。客观指数是否得到有效提升,可以从坚硬的数据得到证实,也可以用主观指数佐证。 

追求幸福既可以是美好的口号,也可以是实在的行动。巴西追寻幸福的政治与社会实践,让我们有更清晰的认识和更合理的选择。借鉴并不见得是机械地人家修宪,我们也修宪。而是实实在在地继续长期以来的努力,扩大教育机会的平等程度,提高各类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打击犯罪,巩固有秩序而又安全的和谐社会。对每个人来说,幸福是内心层面的主观感受;对政府来说,幸福应该也必须建立在实打实的硬指标基石之上。对社会来说,主观幸福与客观幸福需要某种平衡,而不能总以前者为重,因各种社会群体都可能在前者中先入为主,一旦偏见成为成见,就更可能扩大冲突的可能性,而非填平沟壑,拉近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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